在精神分析治疗中，治疗师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帮助病人在潜意识层面对人性进行深入地理解和体验，以达到“修通”和治疗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治疗师凭借的工具和手段是“自身”和“治疗关系”。因此，治疗师被赋予了特殊的作用。治疗隐含着这样一个前提，即：治疗师首先是“健康”和“被修通”的；治疗师是客观的和超越的；治疗是可提供帮助的。

　　对于被治疗者来说，他们对大夫存在着种种期待；在某些方面他们甚至还无意识地“神化”着治疗师的作用。这就提出了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大夫们首先需要被修通和被分析。

　　治疗师的被分析和被修通就是要有机会反观自己，不断地超越自我。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部还存在着“本我”、“自我”、和“超我”（“兽”、“人”、“神”）。我们需要不断地了解和体验自身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以及它们之间的予盾、对立与协调。中国的孔子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话告诉我们，孔子经过一生的学习和修炼，到70岁所达到的境界完成了本我与超我的统一，个人与环境（自然、社会）的和谐。这个境界和目标值得我们治疗师借鉴。

　　精神分析治疗师的被分析和被修通除了自身的学习外，主要是通过被督导和经资深精神分析师的分析完成的，据说需要80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有一个外在的客体对于一个治疗师反观自身及成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一过程，治疗师不断矫正自己的不良体验、不断理解自己的需要、不断发展与他人的信任关系，以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不难看出，这一过程是比较艰巨和漫长的。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又将这一过程重复运用到他与病人的关系中去。不过这次位置进行了转换。

　　我们有理由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和作另一个假设：即治疗师的督导（分析师）是“健康”和“被修通”的吗？是客观的和超越的吗？是可提供帮助的吗？假设--是这样的。

　　其实，此时的问题与假设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治疗师关键的是需要一个客体来反观自身；需要与另外一个客体建立一种“可信赖”的关系；需要获得一种体验。“客体是谁？”、“他怎么样？”可能不太重要。

　　对于精神分析治疗师来说，作为可供反观自身的客体（“镜子”）的来源，无疑资深的精神分析督导师是一个重要方面（也许是最好的）。但不是唯一的。从对“反移情”的分析来说，“病人”也是我们的“镜子”，更何况还有众多的其他来源，如同行、同事、家人、朋友、老师、学生等等。

　　我们需要和这些“客体”建立一种关系，一种可“信赖”的关系。人类建立关系（人际关系）除了他的社会性要求他们之间有更好的分工协作以利于生存和适应外，对个体来说，很重要一个原因是要克服自身的一种恐惧感、孤独感。这种“克服”需要经过体验和感悟。精神分析本质也是要克服自身的一种恐惧感。关系的“可信赖”度是完成这种“克服”的一个重要条件。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也许是最可信赖的。但是，对于一个个体来说，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客体关系心理治疗师并不是唯一的。绝大多数人（当然包括治疗师）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信任的；但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对任何人都不可过于依靠和依赖。

　　对中国的精神分析师来说，我们的起步较晚；我们缺乏可供利用的资深精神分析师的督导和系统培训；我们经历了较多的个人挫折和民族劫难。

　　这也许也迫使我们要走另外一条道路和作另外的思考。

　　在不久的从前，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文化的革命。痛定思痛，对于一个中国的精神分析师来说，这也许是一次难得的“自我体验”。

　　探究“文革”的起因，有其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经济等原因，也许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但是在这场运动中，运动着的主体是人，被运动着的客体也是人。在中国大陆上的几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历经了十年，这其中的人的命运如何？心理历程和感受如何？值得心理治疗师探讨和反思。

　　在文革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人的肉体和精神被贴上了符号，并作了区分。这个符号和区分的标准叫“阶级”。当时奉行的法则叫“阶级斗争”。当时只有两种颜色：“红”与“黑”.

　　人们，你去反省一下自己吧，你属于哪个阶级和路线？要么，你去斗别人；要么，你被别人斗。要想生存和适应，就要皈依一个正确的革命路线。

　　作为个体来说，如果你出身于一个“非无产阶段”家庭的话，那么你已经被打上了“原罪”的烙印。你所需要做的是与你的家庭“划清界限”,“与传统的观念作彻底决裂”，不断地“改造世界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此时，当一个人失去了家庭的依托，失去了安全感的时候，他就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靠的依托”，并向它表示自己的“忠心”和“膜拜”。

　　在“文革”中，我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自我体验”，就是所谓的“知青插队”。它使我有机会了解和体验了农民，懂得了人和动物的首要问题不是精神问题而是物质问题，是生存问题。也使我逐渐理解了为什么存在着（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么多荒谬。它也使我不再去责怪什么和抱怨什么。

　　文革结束了。中国出现了一个大的转机。我们从梦中醒来。中国人迎来了自己的“文艺复兴”。

　　我们认识到领袖是人不是“神”，我们从领袖的阳光下走出来，我们长大了。

　　1980年，中国的媒体报道了文革中“张志新事件”。张志新是辽宁省委的一个干部。在文革中因为反对林彪，对刘少奇表示同情，并对自己的“罪行”毫无悔过之意而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因害怕她喊口号狱卒将她的喉管切断。

　　这样一个事件在当时是不足为奇的。这样一个事件在今天可能有许多人不知道或不记得了。这样一个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是永远不该忘记的。不忘记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

　　问题在于是谁杀了张志新？谁来对她的死负责任？

　　我们需要对集体无意识反思，“文革之梦”还需要诠释和分析。对中国的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是另外需要作的“自我体验”，也是我们成长的机遇。

　　又过了2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有机会看到和体验很多。每个人都存在着变化的机会。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



　　　　　　　　　　　《选自2001年精神分析国际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