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肯静坐学会创立于１９６６年，由一群学生创建。在七十年代初，雅肯静坐曾经一度接近西方文化中带有冥想传统的天主教体系，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雅肯静坐就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心理学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等多方面汲取灵感，形成了独特的一套教学法——将静坐视为一种实践活动，一种内在行为。目前是挪威最大的静坐组织。
雅肯静坐学会创建于１９６６年。某些人称六十年代是本世纪反叛欧洲思想主流最激烈的十年，而雅肯静坐组织正是在这十年中开始发展的。由于雅肯的创建者是一群深受六十年代与传统思想搏战影响的学生，所以要确定它在当代社会中的位置，最好先考察一下这些传统思想以及反对这些思想的潮流。
这场青年运动的形式五花八门：乌托邦式的革命玄想和政治；温情说教和恐怖主义；“敲击的世代”文化和禅宗情趣；以取悦民心应运而生的政客和印度的宗教信仰，以及性解放和吸毒等等。然而，在这一多元化的气氛中，仍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意识。
这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定义，而只是一般人认识世界的方法、辨别好坏的能力、全面地看待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机会。当时，意识被指斥为一种造成心理局限和假象的因素，是一种妨碍我们正确认识客观现实的思维结构，往往使人难有突破性的作为。总之，这场运动将其反对的一切对象，即令人感到压迫、不适、反胃和痛苦的人类文明，都看做是由这种局限性的意识所引起的。
新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关注意识的真假问题，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提高觉悟力，以达到一种新的世界观：工人阶级的意识。人们挑选具有高度政治意识的年轻人为领袖，因为这些人以最新的观点来指导其世界观和行为。
吸毒者的理论则攻击意识的局限性，并强调开拓意识的重要性。来自东方的大师们又带来了其他的概念：宇宙意识、神的意识等，就是所谓洞悉万物和清净无为的境界。
这场青年运动中的不同流派，分别找到了不同的改变意识的途径。印度的大师们宣称，只要学会修身养性的技巧，就可以获得新的意识。美国心理学家提摩西·李尔利Timothy Leary在１９６０年首次应用麦酸胺麻醉剂LSD，并认为这是“获得宇宙意识的钥匙”。寻求新鲜感的文化潮流都崇信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体验，人们相信吸毒、音乐、各种疗法、纵欲、神秘主义、静坐等等都可以突破意识的局限性、改变个人和大众。青年运动中的政治流派则相信辩论、行动、示威和教育可以提高积极分子和民众的意识，使社会有足够的条件构成全面改变整体意识，即：社会大变动——革命。
此外，有关意识可以获得发展的想法还得到一些心理学家如戈德斯坦Goldstein、马斯洛Maslow、荷妮Horney、弗洛姆Fromm等人的支持。马斯洛发现有心理问题的人，除了反应不正常之外，对现实的感觉和认知也有所扭曲。他认为人的个性发展是中心问题，他称之为自我实践，因为每个人自身都具有成长和发展的动力，可以学会更充分地体验现实世界，更少为各种理论和模式所束缚。
神经物理学上有关意识局限性的发现，对六十年代的青年运动也产生了推动作用。近一百年来，学者们收集了大量神经学方面的证据，证明意识是一种个人的心理结构。我们在生活中学到许多不同的模式，并通过这些模式来认识现实。罗勃特·翁斯坦Ｒｏｂｅｒｔ Ｅ．Ｏｒｎｓｔｅｉｎ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 《意识的心理学》《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一书中，列举了许多不同的意识功能。他宣称，左脑主要掌管逻辑、分析、语言和数学的功能，右脑则特别擅长于综合完整的、更直觉的理解，而西方文化所开拓的正是左脑的表现和理解力。这场青年运动，尤其是嬉皮文化和受东方传统启迪的生活观念，正好在这一点上反其道而行：鄙视逻辑与分析，开掘乌托邦式的、感性的、情绪的、理想化的和直觉的心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以意识为中心的现象呢？为什么对个人世界观的兴趣，变成了这场青年运动的共同特点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示，这场运动实际上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系列反抗活动的一部分。自然科学家及其客观主义理论可以代表这些反抗行为的对象，他们在西方文化传统里一直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把人类从疾病、贫穷、劳累和恶运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有能力征服自然，这一切成果是因为他们把万物都看做是客观事物，或者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关系，甚至这些客观事物所面对的主观形态，也被他们当做客观的事物，当做一种进行中立的科学研究的中性媒介。这样，他们把意识也物质化了，并建立起一门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关于人内心活动的学科，知识性的分析和客观的实验研究便被视为一切认知的出发点了。
上述思想在欧洲传统里根深蒂固。它们源于何处呢？
伽利略和笛卡儿的遗产
这一切的缘起都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以及哲学家伽利略1564～1642对后世的重大影响。伽利略被称为现代科学之父，他首先把自然现象纳入实验室，并在人为的控制之下加以观察。他的座右铭是：测量一切可以测量之物；把一切不可测之物变为可测，然后进行测量。他认为大自然的性质可由数量关系来表示，造物主是用数学语言来书写大自然的。伽利略因此认为，要揭示大自然的真实底蕴，只有通过测量和计算。
伽利略代表了对中世纪形而上学思想和自然思辩的反抗，他拒绝接受只有神职人员或者熟读最权威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才能认识真理的说法，而宣称任何人都有可能一窥上帝手里的牌，只要他掌握了正确的研究方法。
伽利略留下的遗产告诉我们，想要获得高深的真理，无须在自己的主观条件上下功夫，只需要得到打开大自然奥秘的钥匙：用正确的方法做测量和计量就行了。
主观形态被降低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意识则成为一种反映现实世界的中性媒介。这样，意识作为一种误导因素的可能性即被排除，而这正是后来黑格尔所称的虚假的意识。
伽利略本人生活在一个弥漫着宗教气氛和刻板思想的时代，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烈的叛逆性，以致于威胁到他的生命，使他不得不否认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于是，他把当时大量出现的自然科学真理，与流行一时的形而上学和宗教信仰相结合的工作留给了后人。
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启蒙时期的伟大哲学家之一——法国人笛卡儿1596～1650，他对欧洲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
笛卡儿通过建立一个二元哲学体系，使神学世界和新兴的科学得以并存，简言之，他把灵魂给了神学家，把肉体给了科学家，自此与那些将灵魂和肉体视为一体两面的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们形成分裂。笛卡儿说：“肉体是被延伸的物质的一部分， 这种物质ｒｅｓ ｅｘｔｅｎｓａ即散布在空间中的物质完全由数学自然律所决定，但由于人有灵魂，所以超越了物质之外。人的灵魂可以达到一个不可延伸的、 纯精神的真实存在，即：ｒｅｓ ｃｏｇｉｔａｎｓ，一个更高的永恒理念的世界，也就是意识。”
笛卡儿用这种二分法成功地使新与旧、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但灵魂这个既不依赖于物质又无法延伸的神秘东西，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在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之外。从笛卡儿之后，灵魂、意识和主观形态逐渐变成虚无缥缈的东西。正如著名的挪威女作家西格里德·芸赛特 Sigrid Undset 所写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于听到科学新资讯，很少听到有关灵魂的剖析，便渐渐忘记了几千年来祖先们对灵魂的了解。”
以上所述对现代思想的影响一直是各种争论和解释的焦点。很多人认为笛卡儿的二元论以及严格区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做法，实际上有碍现代思想的发展，与学院派或亚里士多德式的思想相比较，根本不能算是一种进步。挪威哲学家汉斯·夏莱姆Ｈａｎｓ Ｓｋｊｅｒｖｈｅｉｍ即持这种观点。
转向无条件接受客观主义理性思维的趋势，到了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时又进一步被加强了。他完全摒弃通过直觉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强调一切观念都应该建立在对感觉经验的归纳上。这种脱离主观意识的思潮，在奥古斯特·孔德Aug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哲学那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孔德把人类的进化描述为一个经历许多不同阶段的前进过程。首先是宗教的阶段，也是最原始的形态；此后，人类便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到达最高阶段——孔德自己生活的时期——即自然科学惟我独尊的实证主义时代。
以上简要概括了从伽利略到孔德的人类思想发展过程。随着此一发展，人们愈来愈相信理性、相信客观的逻辑分析思想是体验最深奥内涵的手段。这种信仰逐渐取代了封神的迷信。与此同时，认为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过程的思想又衍生出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因素，即：对发展的乐观主义态度，相信自然科学与技术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带到一个黄金时代。到那时，所有物质的以至所有社会和个人的问题都将大大简化，甚至不再成为问题。
这场青年运动反对盲目相信非主观意识以及彻底理性化的世界观。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场运动并没有向黄金时代的梦想本身即乌托邦思想提出任何挑战，反而更是火上加油。
六十年代的运动，并非第一次尝试打破这个有关完美意识的神话。两百年来，欧洲的哲学家们愈来愈强调意识是具有主动性的认知结构，它可以建立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又可以限制或在一定程度上曲解这种认知。现在人们愈来愈意识到视“人”为中性和理性的观点，相信科学研究绝对客观，其实是错误的。
这个思想的主要创始人是德国的康德１７２４～１８０４。他强调现实世界基本上是意识的产物，而这一点正是六十年代青年运动的核心思想。康德自己将这个观点视为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大转折，他在哲学上的意义与哥白尼太阳为宇宙中心之学说在天文学上的意义同样重大。然而，康德本人也对意识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他说，理性尽管不能无条件地信赖，但只要将其不足之处理清即可。他的后人自认为已完成了这项任务。
创立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德国人黑格尔1770～1831，比康德更强调意识建立认知的功能，但他认为意识是在一个历史与辩证的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且在黑格尔自己的辩证体系形成时，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了最后的阶段——绝对精神阶段。因此，他认为改正虚假意识的责任应归于历史而非个人。
马克思（1818～1883）深受黑格尔影响，并且坚信自己的理想。但他与黑格尔不同，他认为推动历史进展与实现理想社会的因素并不是精神，而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即无产阶级。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意识完全是由社会中的物质条件来决定的。后来，这一观点逐渐被青年运动中呼声最高的流派所接受。
然而，尽管相信纯理性和意识中性的观点遭到各种批评，尽管我们的文化圈对伽利略和笛卡儿留下的遗产进行各种反抗——通过浪漫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嬉皮文化等，但对于人类进化的乐观态度其实并非仅仅是思想的产物。自然科学的成果显而易见，使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到达旷古未有的水平。
弗洛伊德（1856～1939）写道：人类已经接近神的理想境界。但是，人类并未完全进入这种境界，在某些方面尚未起步，在另一些方面也仅仅才走了一半而已。人类可说是变成一个装了许多义肢的神，在这些辅助物的扶持下显得十分光彩，但这些辅助物也不时带来许多麻烦，并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整体。不过，可以自我安慰的是，人类发展的步伐不会停在１９３０年，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进步。
挪威剧作家比昂森Ｂｊｒｎｓｔｊｅｒｎｅ Ｂｊｒｎｓｏｎ在他的剧本《人力难及·续篇》《Ｏｖｅｒ Ａｅｖｎｅａｎｄｅｔ Ｓｔｙｋｋｅ》１８９５中，梦想的人类幸福就是用铁路和电报把人们联系起来，然而这种关于科技黄金时代的美梦，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血肉狼藉的战场击碎，直到１９４５年以后才重新出现大的发展。
青年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崇信新发明、扩大工业化、社会福利以及更多物质享受的救世疗效。青年反抗者们厌恶以自然科学、理性和资本主义为标榜的文明远甚于他们对其成果的赞叹。
在寻找解决办法和祛除厌恶感的过程中，青年们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笛卡儿留下的、未经其验证而且被其忽略的课题上：意识。只要有了新的意识，新的时代就会到来，而达到这个新意识的途径有吸毒、静坐、精神刺激或革命。
但是，与大多数早期反对片面相信技术发展的行动一样，六十年代的反抗运动也未能对有关黄金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本身提出质疑。正好相反的是，这种思想在这一代青年与其父执辈的理念进行搏斗时，正处于核心地位：
我们正迈向美好的无阶级社会——新马克思主义；迈向一个异化的、被解放的人类——李尔利；Timothy Leary；迈向后代人的终身幸福——马哈利什；Maharishi；迈向永久的世界和平——马哈拉·吉；Maharajji;迈向万事如意的宝瓶座时代——嬉皮与星相学家；迈向个性的完善——成长团体；迈向长生不老——scientologists。一切自然科学所无法做到的，现在都可以由意识的改变来解决。
这样，青年运动就恰如其分地融入一种欧洲型的反应模式之中，人们总是为了下一个进化的迷梦而放弃前一个新的乌托邦和用认为完美的意识形态取代了过去流行的观念。在西方思想中，人们似乎一直幻想有朝一日痛苦和罪恶不再是人生的核心问题。当青年人正在为初次面对现实世界，而替自己争一席立足之地的时候，黄金时代的迷梦看上去正好可以唤起一种反理性的、非理智的、反文化的，以及对独裁式个性的崇尚。在参与青年运动的这一代人中，由吸毒、静坐或者革命的大师们号召起来的极权主义观念，直到七十年代中仍颇有市场。
以上简单描述了这场青年运动追求以朴实天真的新意识面对世界所表现出的若干特点，说明了形成六十年代关于意识的局限性和虚假性的那些思想，并非产生于这场运动本身，而是早已存在。
新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抓住上百年的旧分析方法不放；吸毒的思想家们则勤奋地阅读赫克斯利Ａｌｄｏｕｓ Ｈｕｘｌｅｙ１９５４年所写的《认识之门》 《Ｄｏｏｒｓ ｏｆ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自由生活方式的传道者杰克·凯卢阿克Ｊａｃｋ Ｋｅｒｏｕａｃ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浪迹天涯； 关于个人成长的思想已有三十年的历史；从罗摩克里什那Ｒａｍａｋｒｉｓｈｎａ和克里什那穆尔提Ｋｒｉｓｈｎａｍｕｒｔｉ到马哈利什，受东方影响的派别和观念已经存在了整整一个世纪。挪威作家斯坦·麦伦Ｓｔｅｉｎ Ｍｅｈｒｅｎ在一篇论文中曾经断言，六十年代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新思想。
如果说有新的东西，那就是战后出现的婴儿出生率激增，加上父母们特别宝贝自己的孩子，使得后来年轻一代的种种思想格外引人注目。这些思想的发展压抑了其他的灵感。
在这样一种充满反抗和乌托邦思想、政治斗争和极权观念、反越战情绪、迷幻药和寻求刺激、不成熟的精神寄托、出轨行为和粗暴举动的环境中，在五花八门的思想大杂烩里，一群奥斯陆大学的学生开始发展一种静坐的方法和理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雅肯静坐。
寻找新的答案
六十年代以前，西方只有极少数人从事有规律的静坐，而且这些人对当时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中有冥想传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天主教徒；有擅长思考的人智学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ｓ，主张以精神修养能认知灵魂界的学者；还有对圣经静思的一些路德派信徒。颇具典型意义的是挪威教会里、最杰出的静坐权威图尔德·古达勒主教Ｂｉｓｈｏｐ Ｔｏｒｄ Ｇｏｄａｌ，他是不同静坐流派的神学和理论专家，但并不是实践家。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沉思或静坐的概念与特殊的技巧并无联系，而是一种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无论是在浴缸里还是在安乐椅上，或者在野外的大自然中，只要让思想自由驰骋就可以了。然而，随着青年运动的焦点逐渐聚集到意识这个问题上，突然间对静坐技巧的兴趣也发生了转变。由于西方的静坐传统要么就是纸上谈兵而非实践，要么就是少数几个信徒的专利，青年运动中的静坐思潮便转向东方寻求灵感。
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Ａｌｌｅｎ Ｇｉｎｓｂｕｒｇ１９６１年的印度之行掀起了一场风波。他在当地居住了两年，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东方大师们讲授的正合乎当时西方人对精神境界、宇宙论、世界观、混元一统和神秘主义的渴望和需求。于是，美国和欧洲的年轻人便蜂拥而至，同时，印度的大师们也在西方大受欢迎。他们受到了坦诚的、但有时是毫无批判的崇拜。最具代表性的是1969年世界最大的伍兹托克Ｗｏｏｄｓｔｏｃｋ流行音乐节，竟由一位印度大师致开幕辞。
对青年运动的那一代人来说，静坐具有十分清楚的含义：它是一种改善意识认知范畴的心理方法。人们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在披头士、沙滩少年等重要歌星一度公开拜倒在大师们的脚下之后。１９６８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有两千多名学生从事某种流派的静坐，每个月都有关于静坐的书籍在美国出版。在挪威，六十年代后期对静坐感兴趣的学生数量剧增，以至于雅肯课程不得不对听课的人数加以限制。直到１９７４年，雅肯举行有关天主教冥想传统的静坐讨论会时，仍有五百多位听众踊跃出席，以致会场爆满。
但是，这种对静坐的兴趣就像这场青年运动本身一样复杂、多面化、不易了解。各种灵感和体验的来源五花八门，如伊斯兰教的泛神论神秘主义苏非派、真言瑜伽Tantra、喇嘛教、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lgnaciode Loyola、禅宗道统和瑞士心理学家容格C. G. Jung。美国教授克劳迪欧·纳兰久Claudio Naranjo在 《论静坐的心理学》、《On the Psychology of Meditation》1971一书的前言里做了如下的总结：“东西方汇合的时代，也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各种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思潮交汇融合的时代。在此之前，这些派别之间不是互相视为草芥，就是互相仇视。然而，更简捷的通讯联络和更开放的文化交流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而变化又和精神上的饥渴密切相关，原因或许在于人们对过去能使心理平衡的文化形式已感到不满和排斥，或在于愈来愈多的人开始关注个人成长的问题。它反映了人们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感到失望。自我满足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探索的时期。我们在寻找新的答案，但同时也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新看待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是陈年旧物的、遥远过去的智慧结晶。”
试问，这种探索到底有多认真呢拥有众多追随者的大师们似乎并不能真正代表东方的智慧，他们做出的承诺——从即时的三昧ｓａｍａｄｈｉ和宇宙意识，到诸如霞举飞升之类的神功秘术——无一不是偏激至极点，表现出接近精神病症状的迹象。当这些活动与现实世界的冲突愈来愈明显时，其追随者的数量便迅速下降，只剩下一些类似秘密团体的小圈子。在这场潮流中，一马当先的那些或多或少可以称之为静坐专家的西方人当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真正对静坐现象的理解做出了贡献。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静坐的兴趣只能说是一种“赶时髦”——进来转一圈，又出去寻找更新鲜的体验。
如果现在来看纳兰久写出前言的十年后，这种探索留下什么结局人们找到了什么新答案，那么就可以看出雅肯静坐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很独特。
1966年1月于奥斯陆创办雅肯的学生们都曾学习过超觉静坐，即六十年代末期所谓的深层静坐。这说明了雅肯的出现是基于一种既有的经验：使用声音来达到静坐效果和个性的发展。这种经验在东方一直保存至今，印度人马哈利什便成为西方最有名的倡导者。他在五十年代末期就开始布道活动，但影响力只限于一些小圈子而已，直到青年运动将其推崇为带有印度色彩的群众运动的急先锋。1975年以后，这场印度热便急剧消退了。
这种静坐活动，加上对东方哲学、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以及青年运动的众多灵感，成为雅肯的出发点，在七十年代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新鲜事物。回顾以往，这种发展之所以可能，原因似乎在于雅肯没有从意识形态、哲学或现实分析出发，而是从实践、从势必引起与现实冲突的内在行为出发，使思想模式、理论、局限性，以及观念与现实发生摩擦。许多植根于青年运动中的思想派别，都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分析或理论之上，选定出发点之后，便以此为基础，建立对世界的认知。雅肯走的路正好相反，认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分析或理论，而是实践。雅肯注意的焦点和妇女运动一样，在于最重要的不是怎样想，而是实际怎样做。分析和理论并不是首要的，而是建筑在实践之上的。
这种方式的结果，使雅肯很快有别于青年运动中许多明显的倾向，诸如吸毒文化的被动性、成长团体的自恋心态，以及泛政治论者对心理和人生问题的否定。
七十年代初，雅肯在静坐推展工作中所使用的概念、思维模式和外在形式仍然带有马哈利什静坐理论的某些色彩，一则是由于它们和青年运动本身的许多说法十分接近，再则西方文化缺乏类似的概念，三则由于发展自己的认识和思想体系的艰辛工作，尚未得到有用的成效。
然而，早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雅肯在内部认识上已经和东方的影响分道扬镳了。经验告诉我们，印度形式及其玄妙的术语正好阻碍了认真的静坐活动。七十年代初，雅肯曾经一度接近西方文化中带有冥想传统的天主教体系，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雅肯静坐的特点就愈加明显了。1975年，雅肯静坐从心理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等许多方面汲取灵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教学法。
雅肯静坐教学法的标志就是将静坐视为一种实践活动、一种内在行为。通常，人们总以为静坐是被动的，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这样的认识在青年运动对意识推展、轻松适意与和谐无争的自恋式追求中有增无减。
雅肯静坐和这一类的看法彻底决裂，静坐并不等于使人进入一种状态，然后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而是主动进行心理的训练，方可取得成效。个性发展表现在行为上，表现在以更大的自由来面对心理局限和障碍的能力。静坐所开发的是清醒的头脑、真实的存在和积极的参与，是一种具有社会和文化效果的活动。
任何一种促进个性发展的方法，都会在不同的阶段引发对改变的抗拒感，例如厌烦、坐立不安、难以保持有规律的静坐习惯等。静坐所带来的内心矛盾正是雅肯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正是这一点使雅肯静坐成为突破局限性反应模式的有力工具。
雅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静坐教学法，意味着它与青年运动对西方文化所表达的排斥态度立场相左。同时，雅肯的静坐经验也使西方文化中，阻碍个人成长的因素变得清晰起来。
我们能够改变什么
雅肯对静坐的解释及概念也引来反对的声音。其中一个不必过于认真对待的，是一种失望情绪。有些人仍在怀念青年运动的多彩多姿，同时又多少有点精神病症候的精神境界，以及充满幻觉的形态和映象等。个性变化的到来缓慢而艰辛，既非宏伟壮丽，又非必然发生，这种实事求是的解释较难引起人们的兴趣，不像狂热地相信只要通过信仰、革命、迷幻药物或心理疗法就可以轻易地消除个人和社会的所有不足之处，这是比较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
另外一处反对意见则需要仔细观察。对一些人来说，雅肯缺乏六十年代的仪式和梦想并未引起失望，而是导致一种怀疑的心态。
面对青年运动忽然对意识的品质以及宗教和人生问题大感兴趣的现象，挪威国教会一时感到手足无措。他们提不出有力的答案，却发出许多警告。
挪威神学教授英格·兰宁Ｉnge，lnning 对青年运动的探索表示理解见《教会与文化》1973年第七期。他指出：“彻底理性化的世界观，在原则上将一切因素都置于人类的计划和控制之下，因而加强了社会是一所大监狱的感觉。”他也认为，那些完全不同的反抗路线所探求的共同目标就是所谓的“意识” ：“无论是静坐的内在活动，还是颓废音乐ｂeat music极端外露的动作，都是想要冲破已失去宗教信仰的社会所建立的狭隘限制的表现。这个社会的认知模式及其相应的价值尺度并没有为意识带来自由的活动空间，因此，人们不惜以任何方法来得到自由。”
经过这番分析之后，他便摆出神学家的说教口吻：“福音不能仅被用来贩卖意识的扩展。人类共同的问题并不在于自我是有限的，而在于它不可遏止地向毫无节制的境地发展，也就是圣经所谓的‘罪’。‘解救的办法’也不在于超越自我所受到的限制，而在于赦罪。”兰宁教授将青年运动在教堂之外、积极探索人类共存的行为视做对教会的警告。
站出来表达意见的基督徒将注意力集中在批判青年运动从“亚洲热”中汲取灵感，他们认为包括雅肯在内的各种静坐形式都属于印度教。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一切带有东方色彩的形式和概念都从雅肯静坐教学中消失之后，神学家们还是认为这个组织不过是以西方的概念来解释同样的生活观，即泛神论对存在的解释。其中有些人宣称，雅肯为了让人更容易接受，不惜掩盖其宗教色彩。另外一些人则从神学的立场出发，认为雅肯代表一种与教会格格不入的人生观。
尽管基督徒们反对雅肯的论点在七十年代里不断发生变化，但结论大体一致，即：雅肯静坐与“至高无上的基督教信仰”相冲突。某些神学家分析问题和提出观点的标准十分奇特，然而由于教会里对雅肯静坐持赞成态度的人们，并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使整个教会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充满怀疑的谴责者。
若非因为挪威的主教们在1979年公开宣布他们支持基督教徒对雅肯的批评，上述情况并不会引起特殊兴趣。按主教们的结论，练习雅肯静坐“会带来一种与基督教人生观水火不相容的世界观”。后来，许多主教私下承认，他们对所议论的现象一无所知，只是跟着别人送到他们面前的报告人云亦云，全盘接受其前提和解释罢了。在1980年和1981年相交之际出版的基督教周报《我们的教会》里，当年提呈那份报告的三位神学家中，有两位在辩论中收回了原来的许多观点。这场指责雅肯是印度教、泛神论并掩盖宗教色彩的论战至此就算结束了。
然而，教会对雅肯静坐的原始态度，使一些有趣的情况愈加明显起来。兰宁教授在阐述这种态度的出发点时，宣称人类的共同问题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改善的局限性，而是只能由仁慈的主来赦免的罪，这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无能为力。问题在于：人类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改善自己的道德，是否只有通过信仰、仁慈和拯救才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挪威的神学似乎极少做细微的分析，也未弄清如何看待诸如现代心理学和心理疗法的经验。事实上，这些经验在与奥古斯丁、路德或弗洛伊德对人性的看法之间，大概不存在真正的分歧。
无论立法、革命、静坐、心理分析还是心理疗法，没有任何一种活动可以使人的道德臻于完善，并解除人类的罪恶。人道主义心理学认为一切痛苦在原则上都是可以避免的，其现代的代表就是戴耶尔Ｗａｙｎｅ Ｄｙｅｒ关于“直达天际”的人类发展观，但是，这只能视为乌托邦式的成长心理学。其实，对建设性成长的意愿并不是人性中最顽强的部分。
然而，这并不是说人类就不能突破自己所遇到的内心或环境的限制，而改善道德行为。
雅肯静坐并不能提供人类共同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但它能对个人成长的过程产生极具关键性的辅助作用，使我们的潜能更大限度地影响我们的选择和生活。从人生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重要的。
继承与反抗
1966年创立雅肯静坐学会的学生们很快就有了众多的响应者。到七十年代初，该组织已成为挪威各大学里最大、最活跃的团体之一。自1972年起，其活动发展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直到走向国际。
这一发展过程不太引人注目。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挪威的青年运动在1970年以后以政治为主，因此这种不引人注目的状况也有好处。
当时流行的思想和观念决定了哪些是有意义的问题、哪些是对人类有益处的问题，这些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人的体验。可以说，任何尝试都被迫以流行的思想为标准，不是赞成就是反对。
静坐不属于当时流行的思想范畴，因而被视为误入歧途或逃避现实，甚至是维护旧制度的反动的消极因素。其实，雅肯所针对的是行为和活动，并非思想和观念，因此不存在正面冲突的问题。雅肯并不像六十年代的其他团体那样，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表明与青年运动中大声疾呼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
雅肯从独特的角度看待青年运动的各种不同成分、阶段和趋势。在对自身的不成熟和理想化进行检讨时，雅肯所着重的焦点与青年运动中的多数人不同，它主要针对的是马哈利什的团体。这个以大师崇拜为主的团体，代表了这一时代从技术转向意识的趋势，认为后者才是实现人类发展梦想的真正领域，因此在很多方面是当时的典型现象。对很多人来说，与之决裂成为一种觉醒，揭露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乌托邦思想，包括对内心体验的迷信和对预言家式人物的浪漫化和理想化。雅肯在其非教条式的、开放的人生尝试中，所遇到的各种反应清楚地表明，当时对政治或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兴趣，含有强烈的极权主义因素。对赞同青年运动的许多人来说，这种强烈的兴趣源于众所周知的欧洲传统特点，即坚信已经找到终极真理，并以宗教裁判式的权利来打击任何反抗者。
雅肯静坐是在与伽利略和笛卡儿留下的许多思想遗产相对抗之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思想包括毫无批判地相信完美的中性意识、严格区分体验者和被体验的现实世界、低估直觉的认知方式等。但是雅肯与青年运动对上述思想遗产的反抗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不赞成抛弃本身的文化、崇拜非理性因素、感性刺激和放纵的生活方式。此外，雅肯还与这些思想遗产中非但未受到青年运动反对，反而与被其强化的乌托邦主义分道扬镳。
雅肯的思想发展一向以静坐为基础。用心投入静坐所推动的基本发展过程，对于人在一生中体验和尝试各种人生状况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一点在雅肯里已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