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父子压力的解决：暴力

      △：在《父亲三部曲》中，从《推手》中父亲的反抗、出走，到《喜宴》中父亲的妥协，再到《饮食男女》中父亲的敞开心怀，和下一代交融，我们看到导演您对父亲这个角色的解读有了发展，是否导演自己对父子冲突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了发展？

      李安：其实我做到第三部，我才意识到是有一个过程，我才发觉我是把父亲给我的压力慢慢释放出来。第三部我也比较皮一点，让他娶了一个比较年轻漂亮的女人，算是他找到了青春的活力，等于说我把父亲这个形象送走了。父亲也代表跟着国民党到台湾中原文化中父姓权威的传统，在台湾起了多元的变化，他慢慢失去把握、变质，这是我一直很有兴趣的主题。我是长子，从父亲那里传承了很多东西，有这样的压力，所以我在里面做了很多的文章，都是不由自主的，只是做到第三部，我才发觉，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到拍《绿巨人》的时候发觉父亲怎么又回来了，而且以一种非常暴力的形态，父子关系非常强烈，然后以一种很暴力的方式解决，后来做完那个片子我才真正发现父亲在我身上不管是文化教养方面的影响，或者基因上的影响力，包括我对自己基因最深沉这种男性的挣扎，这种男性跟男性之间的张力，像两头公狮子那样的张力，父子之间我必须用毁灭来看到一些本质上的东西。也很凑巧，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我父亲就过世了，在那个电影的结尾，我把父亲的形象炸掉了。在拍到美国片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因为我有两个儿子，我也在做父亲，好像父子之间的关系，男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必须用爆炸、毁灭这种方式来表达吗？我自己也有很多深思，我觉得男性身上有一种动物身上很潜在的一种阳刚的力道，我从意识里面从文化里面我都探讨过它，然后渐渐从潜意识里面我也去探讨它。潜意识就是说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了解，意识是把我们潜意识关住的一扇闸门，没有一个防护措施，你会把自己毁灭，也会把对方给毁灭，你没有办法在一个人性关系和社会群体里面与大家共处。因为你这个人不理性，不讲理不行，可是讲道理，公约是对我们真正潜在本性的一个管制，所以我们不会逾矩。但是我们做艺术就是往潜意识里走，我后来又以这种方式去做，我发现父亲给我的压力还是与生俱来的，包括我现在对我的小孩都是一样。这当然是我们艺术家的一些做法，不是在社会上公开讲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对我来讲我最想做的是最不了解又冲动性很强的一些事情，这些在父子关系里面一直是很重要的。像母亲对我就没有这种冲击力。她就是爱我，甚至溺爱，小孩怎么高兴她就怎么高兴，她也很顺从我父亲，三从四德那一种类型的，因为她对我没有压力所以也没有张力，也没有很大的戏剧性，所以我对探讨母性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兴趣。年轻的女主角我有兴趣的，因为这是跟太太有关的。

      8.对人性暖昧、未知的探索

      △：李安老师您好，从您的影片中更深层的分析您的性格或者您的想法，我发现的是您更注重复杂人物关系中的细节，并把潜在中人性的东西表现出来，您有勇气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把这种探索推进一步吗？

      李安：你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确实有，我拍电影不是票房好就行了，拍电影对我来讲是我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自己、还有了解我的观众、我的生活方式。今天如果我是为票房拍或者为一个片型拍的话我就觉得我不需要拍了，我可以退休了，所以我一直是往下挖掘，你挖了一层那个东西对你就没有新鲜感了，所以你就一直挖，一直往未知的方向走，说穿了就是很伤。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做艺术家要有勇气，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一种行为，而且你要很享受这种作为，我们做这一行要有一种暴露狂，做演员也是一样。我这样被人看、那样被人看，然后大家评头论足，不管你用什么手法去掩盖，你的内心世界到最后还是被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世界聪明人很多，像你就是很聪明的人，其实我也乐此不疲。我常常会往恐惧的方向走，当然处理手法比较温和，可是总是用我认为最深刻、最诚恳的方式把一些东西呈现出来，这是我没有办法的，一个宿命的道路。我对政治不是很了解，当然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性和政治性，不过它一向不是我关注的中心，我觉得中心跟社会层面就是所谓的公约束以外，以上、以下有更深不可知的东西。其实我没有宗教信仰，可是我讲到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中国人的天的观念其实跟上帝不太一样，天不是西方宗教，不管是回教也好、基督教也好，都有一个创世主，我们是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要无条件地奉行他的意志。中国人不去讲这个创造的人，即使到了佛教，东方人，这个佛也是比较了解、觉悟了世界的运行方式是怎么样，自然率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把人的障碍物去掉，去服从那个东西，所以也不讲创世主。我没有去谈创世主，我也没有像巴哈一样，或者像希腊三大悲剧一样去问上帝在哪里？或者像伯格曼一样去问上帝在哪里？我并没有这样的冲动，可是我对老天爷有一种崇敬、不了解跟好奇，中国人是头上三尺有神明，所有未知的东西都推给老天爷，所以中国人到一个地方就停止了。讲天人合一我基本上有一个这样的定位，不知道的东西我不强行说有一个上帝，说你们不该同性恋什么的，我从来不会讲这些话。任何现象，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的时候都不是一个恒常的真相。“道可道，非常道”我是很相信这个东西，也可以说我胆子比较小，不知道的东西我就继续往里面探索，我也不强说我有感觉，可是在探索的过程里面，你跟你的观众，你跟你自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每个人都有很深遂的东西，你往上看，都有你不了解的一个命运，这个我相信，可是你怎么把它找出来，你怎么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你做艺术家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你跟你的观众共通，而不是光写写日记。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是探寻未知的部分，也就是过去中国人属于老天爷，西方人属于宗教的部分，而不是已知的部分，你去做已知的时候已经是陈谷子烂芝麻照套路做了。

      10.制造东方文化回流

      △：在您的作品中，贯穿的一个主题是“东西文化冲突”。请问这种冲突对您自己的生活来说构成或者说曾经构成很大的问题吗？您选择在西方发展，是否意味着您打算用自己的电影为这种冲突构架一座桥梁？

      李安：桥梁是一种结果，不是我的本意，处理东西文化冲突是我的生活经验，我想各位也有经验。因为几百年前咱们中国人被打败了，从工业革命开始很多西方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因为锁国、因为帝国的关系反而是倒退，中间出现了很大的落差，我们必须跟上去，不光是科技上面，船坚炮利要跟上去，你整个的思维形态、文化形态都要做调整。我觉得这几百年来我们都还在挣扎，这个文化冲突任何中国人都有很深的体会，用不同的方式体会的，这是我在台湾成长一个很深刻的经验，所以我把它表现出来是很自然的。当然片子出来遇上观众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冲突，在实际工作中我也碰到很多冲突，你们将来出去也会碰到，在这段冲突时间内，我们中国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不管怎么折腾，我们存活了下来。你们这一代是很幸运的，受到培养、滋润，你们的环境比现在台湾的学生要好，台湾现在正在折腾。我在台湾的艺术大学演讲，将来要占据华语市场你们会很辛苦。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一点，冲突我们还撑下来，还有特色可以发挥，他们下一代可能没有你们这么幸运，就是台湾的同学们。不过我总是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在中国文化、东亚文化里面能够闯出了一条路，能够有自信，能够现代化，能够抓到人性共同的地方，然后对西方能有这样的回流。我觉得大家跟着西方走到现在，文化上面、社会上面、政治上面、环境上面都出现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议会制下面所带有的就是所谓民主主义引导我们走的方向。地球是生了很大的病，我觉得我们东方有很好的东西可以回应回去，这要靠你们这一代去做，我希望你们做得比我们好。

文章来源:《电影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