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生代调查

      这部片子给了我机会，来讲述一个关于很少人知道的历史事件。

      张纯如：一朵花谢的时间

      2004年11月9日，美国加州洛斯盖多的一辆汽车里，一位年轻的华裔女性用一把手枪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在选择这样极端的告别方式前，她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 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世界。

      死后，她的遗体葬在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死时年仅36岁。

      这位年轻的女子，第一次用个人的声音告诉世界，曾经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大屠杀惨案。

      张纯如自杀事件后，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播放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这样的震动是非常罕见的。

      就像1997年《南京暴行》一书刚出版时引起的巨大震动一样。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张纯如书中所描写的细节或许并不新鲜，但在北美、欧洲和英语世界其它地方，南京大屠杀的整个过程远远不像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样被广泛的介绍，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南京暴行》是英语世界第一本比较完整地揭露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的通俗历史作品。张纯如把这个历史事件用英语表现出来，让它超出了中国和日本历史的范围，进入一个更广泛的世界的历史意识中。

      去南京

      1995年的夏天，26岁的张纯如怀揣几千美元飞往广州，然后从广州乘坐硬卧来到南京，开始她对南京大屠杀的个人调查。在那段炎热的陌生旅程中，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她想了些什么。但她一定没有预料到，自己在那个夏天开始的调查，日后会引起这样巨大的影响，也为自己的早逝埋下了这样一道抹不去的阴影。

      其实，张纯如自己也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却不知道南京悲剧”的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前一个月，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君带着一家妻小逃离了南京，也逃离了厄运。这是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印象的最初来源。但真正震动她的，是1994年加拿大NGO组织战争史实维持会在加州一个小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展览：毫无掩饰的黑白图像，被砍下的头颅、被开膛的腹腔以及裸体的妇女，强奸她们的士兵迫使她们做出各种色情的姿势，而她们的脸上则露出令人难忘的痛苦和羞辱的表情。正是这次令人震撼的观看，让她做出了去南京自己实地调查的决定。

      在去南京之前，她做了好些准备工作，收集了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关于东京大审判的几千页材料。

      由于中文不太好，她请了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做翻译。在南京最酷热的20多天里，她和杨夏鸣一起，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位幸存者的名单，一家一家去做口述。因为对气候的不适应，在南京期间她一直感冒，但她依然坚持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调查是困难的，事后的整理也很艰苦。但她以严谨的态度把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在书中。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她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她这样一点一滴地记录着这段许多人的“痛苦记忆”，一点一点地接近一个被遗忘的真相。

      了解1937年的南京

      《南京暴行》出版后，有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纯如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当年陪同调查的杨夏鸣为她辩解说，看看当年的那些录像带，在伤痕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张纯如做了一件让历史学家汗颜的工作

      “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在《南京暴行》出版后，张纯如对西方读者的热情反应也感到意外，她说，“这本书虽然重要，但我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

      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档案资料，包括当事人的日记。2000年之后，幸存者的口述回忆整理也在重新进行，历史之门渐渐打开。

      无疑，张纯如是先行者。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张纯如发现的不只是《拉贝日记》，还有一份珍贵的史料：《沃特林日记》。当年，明妮-沃特林女士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身后留下了一部日记，其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以及此后数年间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由于保护了大量南京妇女免遭日本侵略军的蹂躏，沃特林女士一直为南京市民所铭记，沃特林女士也是张纯如最为崇拜的人，没想到，9年后，她竟然选择了与沃特林同样的方式来结束生命。

      一个美丽女子的影响力

      张纯如是出生在新泽西的第二代美国华裔，父亲张绍进、母亲张盈盈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外祖父张铁君原籍南京，是一位著名的老报人。张纯如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先是攻读计算机专业，20岁时，她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计算机专业学位，转学新闻专业。之后她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写作硕士学位，从此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1991年23岁的张纯如与已在硅谷担任工程师的白人男孩道格拉斯结婚，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克里斯托弗。

      幸福的家庭是张纯如完成调查和写作的动力。但张纯如自己也承认：在写作《南京大屠杀》那段期间，每天都接触到大量日军暴行，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创伤，常患失眠和忧郁，掉了很多头发，成书时体重已经锐减。书中的插图都是避重就轻的，因为担心太露骨许多公立图书馆会拒绝把书列于架上。完成《南京暴行》后，张纯如开始调查二战时美军在远东战场的战俘情况，这期间又经历了一次精神的崩溃。

      《南京暴行》的出版，她也因此受到日本极右势力的恐吓。1998年，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发表声明，说《南京暴行》是“非常错误的描写”。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的发言就遭到了两个日本人的当场发难。

      张纯如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把《南京暴行》改编成电影。事隔十几年后，两部美国人拍摄的记录片电影《南京梦魇》和《南京》问世了，两部片子的拍摄者都说，他们是受到了张纯如和《南京暴行》的影响。

      在张纯如自杀事件后，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布雷德利设立了以张纯如命名的奖学金，他还表示，希望张纯如的孩子克里斯多弗长大以后能够加入这个奖学金选择的董事会，作为对张纯如的最好纪念。 而杨夏鸣在见到张纯如之后，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杀研究，“她给我影响太深了。”

      历史不被明确就得不到宽容

      ――对话《南京梦魇》中文制片人吴海燕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西方的一些电影和舞台剧甚至拿希特勒，拿纳粹的形象开玩笑，制造讽刺搞笑喜剧的原因。因为历史已经明确了，被宽容了。但是中日战争的历史并不明确。不明确，就得不到宽容。

      一次义务合作的开始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和朗恩先生合作做这个事情的呢？

      吴海燕（以下简称吴）：2005年3月，当时我还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攻读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硕士学位，假期到旧金山湾区游玩时和当地的朋友去参加一个论坛活动，在论坛中认识了Rhawn Joseph博士。当时他谈到正在筹备制作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我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聊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话题。

      让我惊讶的是Rhawn Joseph博士实际上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比我一个中国人还要深入，他说他收集了20年左右的资料，曾经想过写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Rhawn Joseph博士了解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背景，他也对我们合作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

      记者：在合作中，你主要负责哪些部分？

      吴：我是中文版的制片人，主要翻译者，配音和编辑。另外中文版的市场公关工作也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们没有能力聘请更多的人。

      记者：合作是义务的吗？

      吴：是的。关于报酬，Joseph博士从一开始就警告过我，和他合作精神上会很富裕，但是经济上不一定有回报。他做这个片子没有进行商业运作的计划，没有商业投资人，完全是用他个人积蓄投资的。因此我在2005年8月之前是完全没有报酬，是志愿者义务劳动。2005年8月之后到2006年2月，这段时间因为我没有经济来源，Joseph博士每个月大约付给我足够付房租和吃饱饭的工资，比美国的最低工资还要低。按照美国的标准，如果低于最低工资，就可以划为半义务劳动。2006年2月之后，我另外有了工作，重新回到纯粹志愿者义务劳动的状态。

      记者：你曾经说，在一遍遍看片子时，你经常忍不住想吐。为什么还坚持？

      吴：艰难的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为了翻译和制作中文版。 我前前后后观看这部片子有数百遍， 看到后来，每个镜头的细节我想忘记都忘不掉。 这一段人类史上最黑暗最残忍最恐怖的历史已经嵌入我的大脑。在工作期间，白天看了片子吃不下饭，经常忍不住想吐。晚上就会做恶梦，梦到中国在打仗，一半被日本人占领了，战争蔓延到我的老家江西，家里的房子被烧了，父母亲人流离失所。这种经历在2006年上半年中文版公映期间越来越频繁。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是患上抑郁症了。

      坚持下去的力量主要?碜?Joseph博士。我被Joseph博士的热情投入感染了，这个项目本身也令我兴奋激动，我想人家一个美国人自己掏腰包制作一部中国历史的电影，我作为中国人，自身的媒体背景又正好符合条件帮忙，怎么能够坐视不管或半途而废？

      另外，在英文版公映后，我也受到很多观众和支持者的鼓励。 经常会有热心观众写信或打电话来表示支持。我想，我有责任把这部电影的中文版完成。

      宽容的前提是对方认错

      记者：你之前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多么？参与制作这部片子后，对你以前的观念有没有带来改变？

      吴：参与制作前，我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仅限于在中国接受的历史教育的了解以及从张纯如的书中所了解的。那?r候的了解，比较偏重感性认识。

      现在我最主要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就是：以前我认为秉持中国佛家的理念，要宽容，大度，和为贵，中国是一个大国，不要去和历史较劲，认为这段历史应该让它过去，不要再提。但是，这部片子传达的一个信息告诉我，?]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不应该盲目的宽容。宽容的前提是对方认错。

      这部电影的传播正是让中日两国正视历史，消除仇恨的第一步。为什么这样说呢? 南京大屠杀就像一个生长在中日之间的肿瘤，明明存在，却不去碰，不去治疗，这是不行的。纳粹的暴行曾经让西方社会非常不安，但是经过舆论宣传，经过各种教育和传播，世界了解了真相，纳粹的历史罪行被德国，也被世界铭记，同时世界也宽容地让这段历史过去，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西方的一些电影和舞台剧甚至拿希特勒，拿纳粹的形象开玩笑，制造讽刺搞笑喜剧的原因。因为历史已经明确了，被宽容了。但是中日战争的历史并不明确。不明确，就得不到宽容。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高涨的导因吧。

      制造亚洲和中国战争的日本天皇及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受难的中国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安抚和尊严，所以今天日本政府会否认这段历史。这部电影所做的就是把毒瘤摆在桌面上，引起人们的注意。

      找到平衡的办法

      记者：参与拍摄这部片子，对你个人的生活和职业有没有产生影响？

      吴：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逐渐不需要频繁的看这部电影。所以现在恶梦没有那麽频繁，但还是心有余悸吧。但是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了，我总体上是心态乐观的人。

      记者：你本人在制作该片时和该片播出后有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压力？如果有，你害怕吗？

      吴：中文媒体一直进行大篇幅的报道，为了工作方便，我在新闻简报中公开了我的手机号码和制片组的联络方式。在2005年9月首映式前几天，我就接到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辱骂攻击，像疯了一样。2005年底，就在我们开始寻找一位合适的日本制片人并有了一些眉目之后，我开始收到一些莫明其妙的电子邮件， 邮件中攻击Dr. Joseph，劝告或威胁我停止为Dr. Joseph工作，停止为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工作。

      在2005年圣诞节前后，我又接到电话，一个不同的男人的声音，说的不太标准的英语，用的是英语里最脏的话骂人。我没有办法证明是谁干的，另外有朋友告知有日本的媒体对这部片子进行攻击和毁谤，我不懂日文，不知道是哪一家媒体。但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陈述的是真实的历史，如果这样真实的陈述引起恐慌和害怕，那正好说明我们讲的都是真的。

      记者：你如何评价张纯如为澄清南京大屠杀真相所付出的努力？作为一个华人，你视她为榜样吗？但是你是否担心自己的个人生活会因为制作该片而受到负面影响？

      吴：我欣赏张纯如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尊敬她为此付出的努力。我多次阅读了她的英文原版书，我相信她的自杀和这段历史给她带来的压力和阴影有关，她付出的代价太高了。我想在为这段历史工作的精神方面，我以她为榜样。但是在生活方面，我有自己的平衡方法。

      记者：有媒体报道说你们在日文版的制作上出现了财务危机，是这样吗？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吴：是的。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免费公映，现在放在网络上的也是免费的。公映过程中，有一些观众捐款，然后有一些DVD销售的收入，但是杯水车薪，不足以平衡成本。制作日文版需要筹集至少3万美元，来雇佣一个专业的日文版制作团队，这样可以制作一个完美的日文版，让日本人挑不出毛病。然后会同样放在日本的网站上。

      2006年初，我们曾经和一位旧金山的日籍美裔的女制作人合作了一小段时间，但是，她的态度在翻译片子的过程中急转直下，她说她知道的历史和这部电影中讲的不一样，她后来变得情绪上很不安，态度上也很抵触，我们只好停止了合作。目前，日文版的工作还在筹款之中。我们也希望能得到关注南京大屠杀和这部片子的人们的帮助。

      吴海燕：中文版《南京大屠杀 - 南京梦魇》制片人和配音。硕士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与亚太研究专业。曾任中国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的编导和记者。有多部作品赢得中央电视台经济部最佳电视节目奖。曾获得中国政府新闻奖和中国经济电视研究协会学术奖。